狄马.思想的防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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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起来干什么?——读《中国杂文(百部)狄马集》

2017-02-21 18:38:45 编辑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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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起来干什么?——读《中国杂文(百部)狄马集》   

                        

                                     □牛撇捺

 

       与狄马曾有两面之缘。

 

      狄马善歌、能侃、工于杂文,长于豪饮。人很睿智,很幽默,也很随和。见过狄马,我以为他就是我的朋友、忘年交,我想他也不会否认。

 

       读狄马的杂文,最震撼我,让我难忘的是那句“站起以后干什么?”“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好事还是坏事,不在于“站起”本身,而是后面的内容。“是烧杀抢掠、棍棒齐飞镇压‘反革命’,还是实事求是、公买公卖抚恤有贡献的人?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人都有言说的权利,还是百鸟朝凤、一花独放、深文周纳镇压并不叛逆的胡风?是天纵英明、效法三皇、鼓励诤谏弥谤,还是躲在深宫、引蛇出洞、诱奸般将五十万提意见的知识分子发配充军?是休养生息、轻刑薄赋、百姓安居其土,还是重敛扰民、砸锅卖铁、使四千万勤苦的农民成为饿死的冤魂?”这连珠炮般的发问,本身就是对廉价的“站起”的无情否定。难能可贵的是,作这篇《坐着的权利》时,狄马仅仅三十岁。后生可畏!

 

                                                         

 

      狄马有着广阔的世界视野。

 

      启迪狄马思想、触动狄马神经、引领狄马社会批判的,西方的哲人多;开阔狄马思路,构筑狄马人生信念与思维基础、衬托狄马思想高度的,西方历史、西方学说、西方制度体系与话语方式多;提供狄马进行制度性、国民性、人生人性人之本质、法律等方面阐释与比对材料的,西方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多。

 

       不是说狄马是一个完全西化或力求西化的人,只是说狄马是一个眼界高远、思想深刻、视野开阔、胸有全球、全史,只服膺事实、服从真理的非民族主义者。

 

       《坐着的权利》一文,是《狄马集》的开卷之文。文章讲述的是1955年,美国黑人女裁缝帕克·斯登因为在乘坐公共汽车时执意违反种族隔离的法令,坚决不给白人让座,由此遭到逮捕,也由此开始了以黑人拒乘公共汽车为重要内容的美国现代史上争取黑人基本人权的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

狄马要唤醒的,是中国人的平等意识,是公民正当权益意识。他借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之口,告诉大家,“美国民主的伟大之处是为权利而抗议的权利”,作为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其实我们也有很多权利。

 

       出身于陕北农村的狄马,“第一眼”看见的,是美国,是美国民主的曲折与历程,是美国人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精神。

 

       《作协制度与表达自由》一文,讲了“自由撰稿人”与“体制内撰稿人”的概念,指出了这种体制的根源。 “一般说的‘不自由撰稿人’就是指‘体制内的作家’。它肇始于苏联的‘拉普’协会,后来为1949年的红色政权所仿效。具体来说,就是国家按照计划体制的原则,将作家分配到各级作协、出版社或其他文艺团体,供给他们吃穿和‘深入生活’的特权,以便他们按时写出谀词和颂歌。”

 

       《我们为什么要建博物馆》中,狄马在讲述中国历史之外,转述了美国葛提斯堡战争博物馆的情形,与“中国的王公贵族的征讨杀伐多,平民百姓的日常起居少;国家民族的繁文缛节多,个体生命的价值和尊严少;从意识形态出发的概念图解多,人道主义的历史分析少”形成鲜明对比,这个博物馆不分南军北军,不分胜利者失败者,不树英雄,不污辱对手,在讲着一个个士兵的生活、在战争中的牵绊、寄托,“在抚今伤昔,缅怀逝去的生命,不管他曾经是敌人还是朋友。”

 

       狄马从美国给我们搬来了先进的博物馆意识,当然,也就搬来了生命的意识、和平的意识、尊重生活的意识,消除历史积怨与相互仇视的意识。这些东西,很久以来我们这个民族都很缺乏。很久是多久?大约有两三千年,但于今为甚。

 

       《居住环境与人的尊严》,主旨是写“通过改变一个人的居住环境来达到杀害内心的目的。”这里面,引了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中坐盖世太宝的单人牢房,被逼得患上“象棋狂热症”的B博士的故事;引用了苏联斯大林时期,为了“便于管理”即“便于告密”,建立“公共公寓”,将那些有学问有思想有技能的人合并同类项,令其居住在一起的故事;引用了萨特剧本《幽闭》中写的将三个生前有过恶行的男女关入地狱幽闭室,让他们相互纠缠、相互折磨的故事。最后,狄马引用叔本华的寓言,告诫人们,要学豪猪,保持适当距离,这样既可以相互取暖,又不会相互刺伤。

 

       人的尊严是多方面的,但居住尊严却是最基本的之一。狄马用西方的一些学说与故事,十分精辟地讲清了这个道理。

 

       《伟大的几分钟》一文,记述了1783年12月23日,美国独立战争之父、大陆军总司令乔治·华盛顿将军在大陆会议上交出委任状的仪式。这个仪式没有崇拜,一切在“三权分立”原则下,个人的作用,只是制度作用的体现。华盛顿卸任了,就成普通公民了,就无心也无力去操持权柄,做太上皇了。

 

       《乞丐、垃圾以及多数人的暴政》一文,讲了美国的法律保护个人财产的故事,讲述了他们“家是一个城堡,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的法律理念。这对于习惯了被没收、被抄家、被打砸抢的中国人来说,是有必要接受的常识和理念,也是有必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去实现的愿望。

 

       西方观念、观点、事例的引用,使狄马的杂文超越了时空,超越了种族,超越了国界,超越了意识形态等的束缚。他的杂文更有张力、引力、批判力与说服力,其发挥的纾解、阐释、辨误、矫正、引领作用也就更大。

 

                                                

 

       狄马的杂文,有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用“学贯中西”评价他,可能有人以为我在拔高,可他确实在中西文化方面都有较深的造诣。“学贯中西”,不是说把中国与西方的全部学问或某方面的学问统统掌握了,融会贯通了,窃以为只是宏观的一种要求,或者只是一种平等对待和接纳中西文化的态度和精神。只要掌握了中西文化的精髓,秉持开放、包容、互补,借鉴,批判的精神,庶几称之为学贯中西了!以中国传统文化论,诗云子曰、《史记》《汉书》,经史子集,他常常如数家珍,可以随手拈来。从这个意义上讲,狄马又是个民族主义者,科学民族主义者。

 

       在《坐着的权利》一文中,狄马说:“当楚王的高官以宰相之位许于濮水之上,庄子是坐着的;当贵公子钟会驾轻衣肥、趋前搭讪而打铁不受影响,嵇康是坐着的;当怕狗的钱玄同,征衣褴衫,来到会馆,请大师出山,鲁迅也是坐着的。”这段话看似简单,但如果对中国古代的文明、文化不熟悉,能一抓一把吗?

 

       在《作协制度与表达自由》中,狄马以为,苏秦、张仪是中国比较早的自由撰稿人,陶渊明是一个由体制内跳到体制外的典型范例,李白是一个在体制内外摇摆不定的人,“鲁迅是近代以来‘自由撰稿’,坚持韧性战斗,并取得巨大成功的典范”。

 

      因为熟悉中国历史尤其中国文学史,所以狄马在为他的“历史上那些才华纵横、光芒万丈的人物,都虽有过‘自由撰稿’的经历”寻找论据时,寻找到的材料自然、贴切、经典。

 

       在《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一文中,狄马展示了几种古人的生活,“比如我是一个现代人,却喜欢古代的生活,我要像魏晋一样地玄思抗暴、放诞风流,我要像孔子一样地旷达,庄子一样地沉思,嵇康一样地纵酒、李白一样的笑傲王侯。行么?”行不行的问题我们就不去回答了,实际上,狄马熟悉这些人的生活方式,并或多或少渗入自己的生活了。说好听一点,他已“雅士风流”,说难听一点,他有“文人习气”。

 

       在《我们为什么要建博物馆》一文中,他认为,中国博物馆大多展示的是奇珍异宝,“而那些匍匐在皮鞭底下替周王朝铸鼎的人,累死累活为秦始皇烧制兵马俑最后被活埋的人,荷戈执戟跟在汉武帝后面打匈奴的人,则湮没于历史中。”不说他在这篇文章中要求展示历史发展中活生生的人,要求展示文明的力量与邪恶的危害的深意,只就对中国古代史核心内容的掌握,也是很见功力的。

 

       写杂文的人,很多人都会引用一些名人名言、诗词歌赋,但最不高明的,是拾人牙慧,从别人那里听了一嗓子,或从别人的书文中看见了那么一两句,合适不合适的,赶紧拿过来为自己的文章“增色”。次不高明的,是为引用而引用,自己并无什么思想,对社会事物也做不了周密的推演、深刻的剖析,成天在翻名人名言、历史故事,然后猛掉书袋,以此给人以有学问、有实力的印象。高明如狄马者,则是引用于不得不引,引得自然、有机,引得天衣无缝,并且在引用中,赋予古人古文以新的鲜活的生命。

 

       狄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扬者。

 

                                                        

 

      狄马的杂文,体现了强烈的忧患意识与社会批判精神。

 

      狄马在忧患历史、忧患现实、忧患未来。他不是为那些表象的、鸡毛蒜皮的事在那里烦恼,在杞人忧天,在絮絮叨叨,他忧的,是政治文化,是国家体制,是公民精神,是百姓生活,是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的实现前景。“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普遍现象,是常态。只有那些对现存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以及国民生态、自我现状满意,且不考虑别人,不思改革前行的,不会有忧患,也不会惹“肉食者”不高兴。而作为社会的良心、时代感应的神经的知识分子,不可能不去忧患。

 

      狄马在进行社会批判。他用一支锋利的笔,对社会上存在的病象、矛盾、问题、危机等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尖锐的剖析、无情的追问、深刻的批判。狄马看不惯的东西很多,传统文化中的糟粕、皇权专制社会的遗毒、现存制度的的缺陷、违背规律的发展、注水肉般的成果、不明朗的未来,国人戾气的精神,等等等等,均在狄马审视之列,也在他的批判范围。

 

     《假货、信仰以及底线突破》一文,是对中国社会缺乏爱心教育,致使人们自私、冷酷的鞭挞。没有爱心,比没有什么忠教节义、礼义廉耻之类更可怕。中国人在不断煽动民族主义充斥的“爱国”,却不主张“仁者爱人”、“人者爱人”,不做自爱、互爱以至爱自己“敌人”的宣传教育。因此,一个麻木的老妇人制造假药毒死19口人后感到无所谓,因为死的不是她自己的孩子;在英国多佛尔惨案中,58个来自中国的偷渡客被人装在运送西红柿的集装箱里活活闷死,中国官方没有派人参加葬礼,只是表示要加大对国内偷渡的打击力度,因为他们丢了社会主义的脸。而英国民众却大为悲恸,进行追悼,几百个肤色不同的孩子拿着中国制造的各种玩具,流着眼泪说,这些死去的人也许就是为我们制造玩具的。这就是博爱吧?没看出来,我们批判了几十年的资产阶级博爱有什么不好。文章的点晴之笔在于,“看到这些故事,我还是很绝望,一种民族文化自卑感油然而生。”这里面,有对历史文化的反省,有对现实存在的批评。其文化意义,是十分广泛而深远的。

 

     《凭什么歧视》一文,以孙志刚因未带证件在广州大街上被收容,进而在送往精神病院后被毒打而死一事为由头,对“赤裸裸的制度性歧视”进行了控诉、讨伐。文章指出:“长期以来,我们按照一个人的出身、地位、职业、性别、出生年月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并依此来决定他占有社会资源的份额。”“而盘踞中国四十余年的户籍制度无疑是这种方式制度化的最严厉文件”。户籍制度在固化和强化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进行奴役的存在。狄马呼吁,“让中国历史跳出这主奴循环的怪圈。”寻求人人平等之策,是狄马研究的目标之一。

 

     《我为什么要鼓掌?》一文,批判了对民意的绑架、强奸。文章讲了苏联时期一个区委开会时为孝忠斯大林而鼓掌,以致十多分钟而停不下来的故事。讲了中国百姓常常遇到的“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如何如何的事情。狄马说:“这使我想起半个世纪以来,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历次政治‘运动’:镇反、三反、五反、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哪一项运动不是‘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只有民众被彻底愚化、奴化了,只有鼓掌成了程序播放和条件反射,那么,任何无耻的政策和错误的主张就可以大行其道、畅行无阻了。专制政治需要的就是盲信盲从盲目的拥护。狄马所挞伐的,是社会的大疾顽疾痼疾。

 

      杂文家有大有小,但不论大小,关注重大问题,在关系民族精神、现实政治等方面发力,应是基本要求。在这一点上,狄马堪称楷模。

 

                                                              

 

      狄马不遵循“春秋笔法”,不玩为尊者讳、为亲者讳那一套。在本书中,他就对高尔基、巴金、柳青三位文学前辈进行了比较激烈的批评。

 

      《高尔基说谎》一文指出,为了驳斥马尔扎戈夫《在地狱岛上》一书对苏联索洛维茨岛劳改营黑幕的揭露,1929年6月20日,高尔基带着儿媳,在国家保卫总局官员的陪同下,到该监狱考察。在这里,有一名犯人以倒拿报纸的方式对高尔基进行暗示:你看到的全是假象。一名14岁的男孩子给高尔基讲一个半小时,“把监狱里所有的饥饿、阴谋、鞭打和苛待都告诉了这位瘦长的爷爷,这位爷爷从工棚里出来时也泪流满面。”但是,“知道事实并不等于维护事实。”“回到莫斯科,他立刻在苏联和世界各大报刊上发表文章,以雄鹰和海燕的名义,宣称拿索洛维茨来恐吓人民是毫无根据的,宣称犯人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之好,改造得也很好。”尤其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他走后,那个小男孩被枪毙了,他没有保护当事人。

 

      高尔基在中国曾经红得发紫,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在苏联,他是斯大林独裁集团所借重的人物,他的声音,有很强的权威性。但他欺瞒善良,助纣为虐,没有为最底层的民众请命,没有为他们申冤,没有想法儿削弱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没有为地狱之境的人们寻求国内与国际同情。他出卖良心,大说假话。高尔基尚且如此委琐、如此邪恶,他的文学又能有多高的价值?这不是以人废言,事实上他也没写出在世界文学史上有崇高地位的作品。

 

      对于巴金,狄马更不客气,巴金以敢说真话闻名于世,由他的几本《随想录》为证。但是,狄马却大声诘问:《巴金说过什么真话?》。

 

      巴金是有成就的作家。《家》《春》《秋》《雾》《雨》《电》《寒夜》等等,均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1949年之后,这个人表现真的不怎么样。对此,王岩森教授在《1955—1957年中国杂文档案》一书中多有揭露,我也据此写过一篇小文——《令人失望的巴金》。胡风被捕三天后,巴金就在上海组织了1400多名学术文化工作者参加的大会,建议撤销胡风的一切职务。接着,他在《人民日报》发表《必须彻底打垮胡风反党集团》一文,说胡风“除了散布仇恨、欺诈、虚伪的毒气外,并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

 

      收拾完胡风后,巴金又去帮权势者“引蛇出洞”。蛇出洞了,他有事干了,忙着反右。

 

      狄马说:“1949年以后,除了一堆歌功颂德的散文以外,巴金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作品。晚年倾注大量心血写下的《随想录》,情真意切,泪浪滔天,力图为自己靠谎言生活、随风倒浪的后半生挽回尊严,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无论表现形式、思想高度都没有超出当局给出的标高线。”

 

      狄马说的没错,巴金在《随想录》中喋喋不休,忆了不少人、不少事,检讨道歉了不少次,但他认识问题的前提是,“皇帝是好皇帝,只是上了奸臣的当。”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必要必须的,只是没掌握好,扩大化了。他自己所犯的错误,是九个伟大指头之外一个指头上的小小组成部分,无伤于某些事物的伟大光荣正确。如此的《随想录》,不能洗刷他的耻辱、拯救他的灵魂,也不能给后世留下有益的提示和启示。狄马对巴金的批评是中肯的。

 

      对于柳青的批评,狄马比较委婉、克制。在《柳青墓前的沉思》中,通过对柳青墓荒废萧条、沦为蹄兔之窝的描述,表明,为左倾路线大唱赞歌、忽悠民众的人,不论他得到过当局多么高的荣誉,他也终究会被民众所抛弃、忘记。这篇带有散文味的杂文,寓意是非常深刻的,值得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我们的各级官员一看,值得大家认真思考。

 

                                                       2016.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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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马

独立作家。著有《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另类童话》。 文章均为原创,商业性转载请与作者联系。Email:didimama1989@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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